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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英与御窑厂的管理
    作者:程贤达 张德山 叶水英   添加时间:2018-06-04 00:00:00   浏览:   来源:网络

    【作者】 程贤达  张德山  叶水英 


    【关键词】唐英 御窑厂 管理 


    【出版日期】2008-02-15


    【摘要】唐英是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督陶时期,无论是造型装饰、烧造工艺都是冠绝一时,甚至被誉为"国之瑰宝",进入御窑的"黄金时代"。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他在长达二十七年的督陶生涯中亲身实践、体察民情、恤工慎帑,采取了一系列革新陶政的措施,实现对御窑厂的有效管理有关。


    【刊名】中国陶瓷





    唐英主持下的清代景德镇御窑厂,被誉为中国古代制瓷技术史上的顶峰。唐英的制瓷成就,是与其在长达二十七年的督陶生涯中亲身实践、体察民情、恤工慎帑,采取了一系列革新陶政的措施,实现对御窑厂的有效管理有关。唐英在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期间,为了实现对御窑厂的有效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改革陶政的措施,具体表现在:首先,为了更好的督理御窑的生产,唐英与其他督陶官不一样,他“不甘唯诺于工匠之意旨”,而下决心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成为陶务实践家。


    唐英在御窑厂的成就,是与他献身陶艺,以陶为乐,锲而不舍的精神分不开的。雍正六年,唐英四十七岁,以内务府员外郎驻景德镇御窑厂,协助年希尧督理陶务。他赴景德镇后,就以强烈的事业心扑到陶务上,为了使自己尽快从外行变成内行,他“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终于基本掌握了瓷器烧造的艺术过程及其细节,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向之唯诺于工匠意旨者,今可出其意旨唯诺夫工匠矣。因于泥土、釉料、坯胎、窑火诸务,研究探讨,往往得心应手。”(唐英《陶人心语续选》卷三,《瓷务事宜示谕稿序》)唐英不仅使自己成为陶务内行,而且使自己成为陶瓷实践家,他从四十七岁离京赴任,直到七十五岁终享天年,二十七年如一日,始终活跃在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第一线。从乾隆元年以后,他从景德镇御窑厂协理,擢升为“养心殿总监造,兼江南淮、宿、海三关和九江、湖口、大孤塘关税课,督理江西陶政”。对于封建士大夫来说,升官,特别是升迁为主管关税的大吏,是梦寐以求的,但唐英却不以为然,反而认为兼职太多,分散了他的精力,占据了他的时间,不能全身心督陶,而会影响御窑厂的瓷器烧造。于是,先后于乾隆四年和乾隆七年,两度向乾隆皇帝提出辞呈,要求辞去关税官职,而专司窑务,但都未能获准。尽管他兼职过多,政务沉忙,他仍设法挤出时间,深入窑厂。特别是瓷器烧造旺季——春、秋两季,务必下到窑厂,同工匠一起研讨技艺,指导生产。正是这种以务陶为第一生命,实践陶务,献身陶政的精神,使得唐英在陶瓷艺术天地里,攀登一个又一个艺术高峰,推出一项又一项名冠全球的陶瓷精品,使得他在漫长找封建社会里,成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陶瓷实践家和陶瓷管理人员,在历朝御窑厂的督陶官中极为罕见,这是唐英督陶成绩卓著的关键所在。


    其次,唐英又是一位杰出的陶务管理家。他在督理景德镇御窑厂瓷器烧造活动中,顺应时势,适应生产关系的要求,废除明代的“匠籍制”,改用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以金钱雇佣劳动力的“雇役匠制”,从而成功地调动了御窑厂制瓷工匠的积极性。明代御窑厂实行的是封建派役制,烧造任务的下达,陶官的选派,料价的批拨,匠夫的派役,御器生产和解运的规制,均由朝廷决断。在御窑厂报役的工匠,除上班匠外,有“编役”,有雇役。这些通过编役、雇役、召募而服役的工匠,“庸作与官匠同,而无分毫雇直,跟差代役”,(《江西省大志·陶书》)带有不同程度的强迫性质。


    明代在官窑生产中,无论是工匠人夫的役使,或者是工料的供给,相当数量要由地方政府直接承担,甚至解运御器的箱用包器的棉花、黄纸诸项也派行南昌等地办解。在烧造加倍,解运严急的情况下,还需“十百加派”。这一切,地方政府又把它转嫁给当地的工匠与百姓。那些“细腻脆薄,最为难成”的御用钦限瓷器,“散搭民窑”。承差民窑“必陶成皆青品,有苦窳不青器”则由民窑赔偿。唐英主持下的清代御窑厂与明代御窑厂完全不同,清代御窑厂实行的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以金钱雇佣劳动力的管理形式,它不仅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而且御器的生产经营和造费的开支权,中央王朝下放给督陶官掌握。与此同时,中央王朝为追求御器质量,不惜工本,每年拨给巨款。御窑厂所用的原料来自民间,御窑厂采买泥土、釉料,俱按民间时价,“毫无当官科派之累。”(唐英《陶成记事碑记》)清代御窑厂只具造型和装饰作坊,器物的烧成,散搭民窑。御窑厂给承烧窑户的酬劳,“与市价适均”。御窑厂为了吸引设备好、技术高的窑户合作,给予承差窑户较为丰厚的待遇,所有入窑瓷坯,不论正品还是次品,均按上色瓷器一体费用,(乾隆八年九月十八日《唐英奏折》)“跻损一体解运。”(龚鉽《陶歌》)而且“窑价公发之外,添增洒食”(《雍正十三年五月端午节“唐公仁寿碑记”》)。因此,民窑“乐趋之,仰给窑者日数千人,窑户率以此致富。”(裘日修《陶说·原序》)御窑厂内三百多名从事造型和装饰的工匠及其办事人员的工值,也是照本地窑户雇工时价付酬。同时为“励其诸作之专”,还实行“额外奖赏”制。这些管理体制上的革新,激发了御窑厂工匠及其合作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清代御窑厂制作出的产品,推陈出新,精益求精。


    其三,唐英创立了“协造制度”,加强了对御窑厂的管理。唐英在乾隆十年二月二十五日所上的《奏请老格留厂协造折》中,详细述说了协造员设置的原因,“窃奴才于雍正六年奉差江西,……维时以奴才常在厂署职司监造,而笔贴式无烧造之责,……嗣因奴才钦奉恩命管理关务,虽窑厂烧造仍系奴才兼管,但不能常在厂内料理,是以将笔贴式掣回,改换协造之员。”在这份奏折中,唐英已明确说明所设协造员的原因,是因为唐英于乾隆元年奉旨管理淮安关务,虽仍兼理陶务,但由于淮关与御厂相距千里,“不能常在厂内料理。”因此乾隆二年掣笔贴式改协造员,朝廷派默尔森额到厂任第一任监造催总。但默尔森额到厂后不久,就一病不起,卒于任所。由于唐英无法像以前那样专心陶务,加上“御厂监造乏员”,以致在乾隆三年十月,上谕责问唐英瓷器烧造不好,以及烧瓷数目减少的原因,这是唐英第一次因瓷器品质不佳而受责难。乾隆四年,唐英改任九江关使,九江关虽近,但也只能每年春秋二次到厂巡视,每次在厂停留半月余。因而,唐英于乾隆五年十一月奏请派员往景德镇御厂监造瓷器,“因江西瓷厂监造乏员,具奏折请派员前往烧造。”(《唐英奏折十号》)乾隆六年二月,唐英接旨:“江西烧造瓷器着员外郎六十三去。”(《唐英奏折十号》)到乾隆六年四月,上谕又再度责备他瓷器烧造粗糙,御厂停烧,并且严查厂内历年开销。经过调查,瓷器烧造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唐英不能“常在厂内料理”,御厂监造乏员,因而,朝廷按照唐英的奏请,于乾隆六年十二月,才加派协造员老格驻厂协造。此时,唐英仍每年只春秋二季,自九江关赴景德镇御厂两次,厂内一切烧造事,协造员负监造之责。老格初到御厂管理瓷务,未谙烧造,唐英每次赴厂,多与彼细加讲究,老格亦留心学习,颇能领会,御厂才又重上轨道,形成了唐窑后期,唐英与老格搭档的局面,老格亦成为唐英的得力助手。


    其四,为了节省烧造费用,唐英对御厂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推行“慎简朝官”政策,毫不留情地裁撤厂内多余的非生产性人员,力求做到“政善工勤”,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的管理秩序。清代御窑厂工匠办事人役与明代相比已有很大变化,明代御厂共1500人,而唐英督陶时,从雍正至乾隆初,御厂一共才300余人。他在《陶成纪事碑》中说:“在厂工匠、办事人役支领工值食用者,岁有三百余名。”到“唐窑”后期,唐英大胆消减非生产性人员,整个窑厂“支领工值食用者”,据《景德镇陶录》记载仅有28人。“厂给工食人役:九江关总管事一名,九江关幕;内档房书办二名;选瓷房总头目一名;副总头一名,在关办事;头目七名,一名常住,其余十日一轮上宿;玉作二名;帖写一名;画样一名;圆器头一名;雕削头一名;青花头一名;满窑一名;守坯房一名;挑夫一名;听差一名;买办一名;把门一名。以上二十八名,计工给食。其余工作头目雇请,俱给工价,于九江关道款内开报。”这一人事制度的变革,促使每一个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只有认真工作而无法推诿扯皮,为御厂生产带来勃勃生机。其五,实施“官搭民烧”之制,以民窑包烧官瓷。郑廷桂《陶录馀论》中记载:“自国初烧造龙缸未成,至唐窑始复其制,搭民窑烧。”唐英也在乾隆八年五月“奉旨恭编进呈”的《陶冶图说》中说:“瓷坯既成,装以匣钵,送至窑户家。”不仅如此,唐英督陶时还制定了具体的“搭民窑烧”的操作办法:“搭烧民窑”不是向民窑户硬性摊派,叫民窑无偿烧造,而是有偿服务。在乾隆八年九月十七日《唐英奏折》中就明确写道给承烧窑户的酬劳“与市价适均”,不仅与市场价格相适应,御厂为了吸引设备优良、技术高超的窑户合作,给予承差窑户较为丰厚的待遇,既使烧的次品,也按上品一样给酬劳。乾隆八年九月十八日《唐英奏折》中记载,入窑瓷坯,不论正品还是次品,均按上色瓷器一体费用,且“跻损一体解运。”《雍正十三年五月端午节“唐公仁寿碑记”》还记载,唐英对承烧窑户“窑价公发之外,添增洒食”。乾隆时期的裘日修在《朱琰〈陶说〉原序》中说承烧窑民“乐趋之,仰给窑者日数千人,窑户率以此致富。”可见,唐英督陶时推行的“官搭民烧”,“官民竟市”制度,极大地调动了民窑的积极性,从而使得御瓷的一部分工序和民窑一起同等地按市场价格运转,与民窑在质量、数量、价格等方面展开竟争。其六,“恤工慎帑”,降低成本,增加效益。为了降低成本,唐英冒违反朝廷定例之险,打破将景瓷运往淮关配座、装桶,然后解运进京的惯例,改为就地配座、装桶,直送京师。唐英在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奏请改由九江关动支银两经办陶务折》中说:“奴才再加思维,窃以从前动用淮关银两,缘江西所造瓷器,先至淮关署内配成匣座,转运至京,……今奴才荷蒙天恩,畀令专司窑务,凡烧造之器,配座、装桶、解运;奴才俱在江西一手办理,直送京师,以免由淮绕道,耽延时日。……且免护送声扬之繁。”唐英的这一合理的解运方法,既便民,又省开支,对于官窑生产的提高获益不浅。其七,加强了对御窑厂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雍正六年及其以前,即唐英到御窑厂监理窑务之前,基本沿袭了明代隆庆、万历时期的做法,落选御用瓷器散存在御窑厂内,尚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处理规定。厂内人员和工匠们可以任意使用,有的破损了,有的遗失了,这种状况与明代隆庆、万历时期非常相似。唐英到任后,雍正七年至乾隆七年,在唐英的努力下,是将落选御用瓷器(下转第77页·Continued on page77)按年酌情估价,登记造册,每年与入选御用瓷器一起解运呈进,交内府贮存,或在京变价出售,或以备赏赐时用,有了明确、具体的处理办法。乾隆七年以后,除黄器外,其余落选御用瓷器一律在当地变价出售,并成为了制度。这项制度应该说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唐英在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次色瓷器变价销售不能年清年款折》中说:“窃照江西窑厂烧造瓷器,每年选落次色器皿,于乾隆七年按照烧造成本估计,即在本处变价。”由此可见,在唐英的努力下,清代御窑厂对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与明代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彻底废除了明代洪武至嘉靖时期御器厂打碎掩埋的制度。其八,为调动工人生产的积极性,唐英在督陶期间,一是关心其生活,二是“劝惩并用”,“赏勤儆怠”。《雍正十三年五月端午节“唐公仁寿碑记”》中说:“大人体皇上之仁;教众工之善,每见匠有未悟者,授指致精,而进其终身之益;勤能体谕者,额外奖赏而励其诸作之专;匠有疾病者,延医制药而急救;匠居窘急者,买房赏住而安其身;年迈匠人,另赐衣帛食肉;众餐余积,呼来童叟均分;兼惜匠之至亲,量才亦用;冬闻匠有债急,预叫领银;空囊而旅丧无依者,济以买棺买葬;将娶而未能团聚者,周其宜室宜家。”(上接第74页·Continued from page74)唐英的这些陶务改革措施,是与他正确地总结前朝督陶经验,重视陶工百姓的力量分不开的。鉴于前朝董陶苛政激起民变的教训,唐英督陶十分审慎,他惨淡经营多年,未扑责一人;他深入生产第一线,熟悉“器皿条目,款釉尺寸,工匠钱粮,与夫赏勤劝惰”,以“得其道则事半功倍”,避免“失其道则公费人劳”。(《陶务叙略》,《江西通志·陶政》)精打细算,减轻国家和陶工百姓负担。《清史稿·唐英传》上称唐英“任事最久,讲求陶法,于泥土、釉料、坯胎、火候具有心得,躬身指挥,又能恤工慎帑。”因而,唐英对御窑厂的管理,充分体现了他的人本思想,极大的激发了御窑厂工匠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了御窑厂达到登峰造极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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